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们走过江滨公园，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喜鹊在树枝间跳跃，麻雀却在说――吱吱喳喳地说个没完没了。。。我们可是要登山去了，我和爸爸已经很久没有登山了。

初升的阳光并不张扬，洒在溪流上，闪亮了一大片鱼鳞般的星星点点。在远处氤氲中的山就是虎头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风来了，抚摸我们的脸，充满了母爱，温柔而又甜蜜。

很快就开始登山了，两边是长满绿色青苔的山石，脚下是树林飘下的落叶铺就的山路，走在其间，分外潇洒。两旁的树木高大　挺拔，似乎有点庄严肃穆，好象是大地的守护神。修长的竹子却也气宇昂扬，一付无所畏惧的样子，人说竹有节，看来是要把正气感召人间。竹叶可就热闹了，絮絮叨叨，象是少女们的窃窃私语，我还真想加入其间――可是我却什么也听不懂。我们在大自然中，大自然却有许多奥妙。

走了一段路，我们都气喘吁吁，忽然眼前一亮，一条清澈的小溪在丛林中若隐若现。我兴奋极了，忘记了累，冲了上去，把手伸进溪中，拨拉着溪水。溪水一阵欢笑，水花溅了我一身，但是却激发了我的热情，沉静在戏水的欢乐中，直到爸爸赶来拉住我的手。

虽然已经入冬了，但是在南方的山间依然绿意盎然。我跟着爸爸向山上登攀，但是我常常落在爸爸的身后，因为我总能够发现山上绚丽多彩的山花。山花是那么多，都是一些不知名的花儿。

我走走停停，一边爬山，一边采摘、欣赏山花，甚是悠哉。喇叭花举起紫红色的大喇叭，好像在吹着一支好听的晨曲；一种无名花从纷乱的杂草中探出头，它们粉红色的笑脸真好看；一簇簇淡雅而清秀的花儿，聚集在叶片下，犹如无数只蝴蝶，微微张开翅膀，停在空中，凝然不动。晨风拂过，一阵阵花雨飘落下来，山野像铺上了一床彩色的大锦被。

野菊的色彩没有玫瑰娇艳，它的芳香没有牡丹浓郁，可它不畏风寒，用生命点缀着秋高气爽的日子。有的菊花全开了，露出鹅黄的花蕊；有的菊花半开着，像位害羞的小姑娘，尤其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儿，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娇美。望着清雅素净的绵绵山花，我真怀疑是七仙女把撕碎的彩缎撒向人间。

我和爸爸在岩石上看到了一种青绿色的小型湿润植物，使我想起了生物书上学过的一种植物，叫做地衣，可是爸爸说那不是地衣，是青苔。我急了，争道：

“不对，我在生物课上都学过了，青苔看起来很湿润很绿；地衣看起来更干燥是灰绿色的。而且青苔摸起来很柔软；地衣有点硬。你看，这明明就是地衣吗？我在书上见过的。”

爸爸说：

“傻瓜，这才是青苔，你说的地衣是石头分解出的一些颜色啊。”

我和爸爸争得面红耳赤，还是没分出胜负。回来的路上，我望着满山碧绿色的青苔，不禁吟起李白的《长干行》：“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爸爸听后喝道：“好！”

回来后，查一下资料，才知道地衣和青苔其实是一回事。地衣：一种真菌类植物，通常属于子囊菌纲，与藻共生形成一种复合有机体，生长于岩石或树干上，多为硬壳状或枝叉状。植物名。本作菭。又名地衣,水衣。属隐花植物类,根、茎、叶区别不明显,有青、绿、紫等色,多生于阴湿地方,延贴地面,故亦叫“地衣”。原来，地衣就是青苔，青苔就是地衣！我和爸爸面面相觑，笑了起来。

我们这一次登山，主要的还是想采一些鬼针草，在鬼针草丛中的身旁，一不小心就黏了一身鬼针，随手拍拍还弄不掉，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将黑色小针拔完。你知道吗？过了几天，随手拔下的小黑针居然在泥地上冒出鬼针草的幼苗，正因为有如此狡黠的繁殖能力，所以鬼针草随处可见。大自然里随处都有健康环保的饮料来源，鬼针草便是其中一种清凉降火的青草茶，据说这草茶清肝、利尿、解毒降火气，有病治病，无病保身。

听爸爸说，采摘鬼针草要选开黄花的采，效果比较好。我在牧云山庄上率先发现开着黄花的鬼针草，叶形为三出复叶，黄色花为头状花序，伞形状散开的黑色小针每支都带有小夹子，这带有夹子的黑针称为瘦果，一支就是一个瘦果。它们就是利用这倒钩的刺紧紧抓住人类或动物的身体，将它们带到适当的地方达到繁殖作用。我欣喜地弯下腰去采，结果经常是连根拔起，带着许多泥土。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又继续前行。一路上，我一边爬山一边收集各种各样的花儿和果子，把口袋喂和得饱饱的。到了山上，我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在爸爸的面前炫耀，爸爸给了我一个袋子，让我把它们收好。

下山了，我恋恋不舍地回望山上的树林和小草，心里说着：“再见了，朋友们，下次再来看你们了。”又一阵轻风拂过，山上的树木沙沙地作响，好像也在和我告别。

生活是美好的，因为大自然是美好的。

摘自-董保纲《党员文摘》 2008年第9期

 读后感：

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学生，学习并不是很优秀，但也不算很差。爸爸妈妈经常为我操心，担心我的学习，但我总是对学习有一种抵触情绪，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爸爸开始想了解我，经常找我谈心，让我做很多题目，想让我的成绩能更上一层楼，但是我总是企图躲着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早上，我放学回到家，爸爸把我叫过去，让我看一篇文章，叫《王金战：我的眼里没有“差生”》。

看了这篇文章，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不禁想起了我们班上的“霸王”－－小王。小王的个子很矮，但是为人可不是老老实实的，他很会打架，经常欺负别人，他的学习很差，上课经常大声喧哗，老师说他，他总会顶嘴、瞪眼，老师总是无奈地苦笑一下。这时我就想，如果他也能来看看这篇文章，我相信他一定会发生改变，变成一个好孩子。

当一张白纸和一张黑纸，上面分别有黑点和白点。纸放在人们面前，人们马上看到白纸上有一点黑点，黑纸上有一点白点。但人们往往看白纸的黑点更清楚，这是因为人们的那颗世俗之心还在，还没有超越自我。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白纸上的黑点就像别人的缺点，人们第一时间就只会抓人的黑点，而不看其他方面；而黑纸上一点没人留意，只会说一张黑纸！看了王金战老师的文章，我觉得王老师有他独特的看法：

白纸上的一点说明世界上的光明必定与黑暗同在，毕竟人无完人，从审美的角度说，黑点也会让白纸更有个性，增加一点色彩。白纸上的黑点，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好的人的慢慢的改变好，最后剩下一点。就像我一样。我本来也是张不爱学习的黑纸，是老师、爸爸妈妈教育我，给我机会，从而使我现在从黑纸慢慢变白的――有了学习的兴趣。所以说，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更美丽，这就是王老师教育法的成功所在。

黑纸上的白点也不是不好，人们常常把黑暗看成使忧郁的、可怕的，其实黑暗一点也不可怕，可怕的使自己的心魔。没有黑暗哪得到满头繁星和美丽的萤火虫等。没有了黑暗就不能感受光明。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放开点去想，黑暗只不过是给我们休息，期待光明来临的时间，是给予我们浪漫的时间。

从评价一个人的角度看，黑纸上的白点说明不肯努力学习的同学，内心也还有渴望学习的一面，只不过受到不良情绪的遏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也因为别人不给他们一点表达的机会。只要我们给这些人以机会，那个白点就会逐渐扩大，最后点亮自己，点亮世界。

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总是在两个极端倾向间摇摆，在好的方面总是探寻瑕疵，在劣的环境里总是渴望“闪光点”，也许这就是人性所在。人有千面，各有不同，或者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我们应当放大自己的优点，发展自己的长处，这样才能创造奇迹，让人生变得更精彩。

王金战老师的文章给我的启发是丰富多彩的。

王金战：我的眼里没有“差生”

范仲淹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落无留意”；

李煜说：“寂寞梧桐深院，销清秋”

秋瑾的说：“秋风秋雨愁煞人”。

－－唉，就一个秋天，这些大腕的感觉怎么都不一样呢？

７：５！７：５！

当这两个比分定格在比分板上后，全场观众都站起来，高呼 “李娜，李娜！”

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网球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金花”李娜以这样的比分逆转了美国名将大威廉姆斯，挺进奥运会单打四强。

我们生活在五星红旗下

我们的少年多么美好：

迈步人生，努力奋斗：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读之受益非浅。卡尔－萨根是一个天文学家，但是他的文学依然予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关于他自身的经历。

知识就是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合理的诠释。所以，我记录了这一篇文章。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　李大光译
此书送给我的孙子--托尼奥
祝愿我们的世界摆脱恶魔的纠缠，充满阳光。
我们等待光明，但面前一片黑暗。--以赛亚
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民谚

原版序  我的老师
    那是1939年秋季的一个狂风怒吼的日子。公寓楼外面的街道上，落叶随风旋转，每一片树叶都像是有生命一样在舞动。我很舒适地待在温暖安全的卧室里，母亲在另一间屋里忙碌着准备晚餐。在我们公寓里没有那些经常无需借口找你麻烦的大坏孩子。只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刚刚打了一场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是与谁打的架了，可能是第三楼层的斯奴尼·阿格塔，我狠命地向他抡出一拳以后，发现自己的拳头打穿了斯奇彻特先生药房的大玻璃窗。

    斯奇彻特先生对我的伤势非常关心："很快就会好的，我保证。"他边安慰我，边往我手腕上敷一些令人痛苦难耐的消毒剂。我母亲把我带到设在本公寓的一个医生的诊所里。他用一把小钳子取出了玻璃碎片，并用针和线给我缝了两针。

    "两针！"当天晚上父亲不断地唠叨。他知道针的意义，他是一家制衣厂的裁衣工。他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锋利的锯将大厚堆的布料裁剪成服装初样，接着这些初样被传给一大排坐在缝纫机边的女工。他对我能够克服天生的羞怯而发怒感到高兴。

    奋起反击有时是一件好事。我从来没有打算使用暴力。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桑尼先推了我，而我是随后用拳头击穿了斯奇彻特先生的玻璃窗的。我伤了自己的手腕，花费了一笔不该花的医疗费用，打坏了一块平板玻璃，然而却没有人对我发火。就连桑尼对我也比以前友好多了。

    我对事情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而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待在温暖的公寓里，边透过卧室的窗户凝视纽约湾，边考虑这个问题，比起到下面街头再去冒险要舒适得多。

    像往常一样，我母亲换了衣服，化了妆，等待着我父亲回来。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一起眺望着波涛汹涌的水面。

    她用手粗略地指了指大西洋的对面，说："那边的人正在打仗，彼此残杀。"我聚精会神地向那面瞭望。

    "我知道，"我答道，"我能看见他们。"

    "不对，你不可能看见，"她反驳说，口气几乎是严厉的，她说，"他们太遥远了。"然后返回厨房。

    她怎么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他们？我不明白。我眯着眼睛眺望着，我认为我确实看到了地平线上那一小条土地，在那上面有很小的人影，他们相互推打，用刀剑决斗，就像我的漫画书上画的一样。但也许她是对的。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有点像是午夜时分偶尔将我从沉睡中惊醒的怪物，我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砰砰直跳。

    当一个人在想象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呢？我凝望着灰暗的海水，直到母亲招呼我洗手吃晚饭。让我高兴的是父亲用双手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我可以从他一天内长出的胡茬上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耐心地向我解释0是算术中的一个占位符号，教我读那些发音古怪的大数字的名字，还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最大的数字。（他说："你可以永远在一个数字上再加1。）"我忽然被要求进行儿童必须接受的写出从1到1000的所有整数的必修课程。我们没有成叠的纸张，但父亲给了我一叠灰色的硬纸片，那都是他将自己的衬衫送到洗衣房时积攒下来的。我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项训练，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进展非常缓慢。当我刚刚写到几百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已经到我洗澡的时候了。我很不情愿，我决心写到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调停者的角色一样，父亲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兴地去洗澡的话，他将帮我继续写下去。我非常高兴。当我重新接手时，他已经写到将近900了，于是当我达到1000时只不过是比平常上床的时间晚了一点点。这些大数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忘记过。

    同样也是在1939年，我的父母带我参观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博览会在我眼前展现了科学和高技术可能带来的美好前景。萌芽时代已经结束，这里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能为未来的人们带来利益的各类产品。但很有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未来人对1939年的人并不很了解。"未来世界"将人人身强体壮、干净整洁，工作效率很高，就我所知，看不到任何穷人。

    "看声"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但却吸引人的展品。确实如此，当用小锤敲击音叉时，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现了美丽的正弦曲线。另一张海报上告诉人们："听光"。确实如此，当光线射到光电管的时候，我可以听到类似在频道之间调频的时候，静电在摩托罗拉收音机中产生的那种声音。世界清晰地向我展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奇妙。声音是如何变成图像，而光线又是如何变成声音的呢？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我真希望能够讲一下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里激励我从事科学事业的老师，但当我认真回想时，这样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位。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杠杆和斜面、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无烟煤与有烟煤之间的差别等呆板的记忆。全然没有不断增长的对新事物的新奇感，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过每个人所曾信奉过的错误思想。在高中的实验课上，我们得到的都是由猜测所得的结果。假如得不出结果，我们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数。那时，我们根本就得不到追求个人兴趣的鼓励，也没有人让我们去探究那些知觉的或概念性的错误。在课本的后面，才有可说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学校的时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关天文学的美妙的书籍。教师将多位除法像教烹调书上的配方一样灌输给你，却不解释单位除法、乘法、减法是怎样组合起来以得出正确答案的。在高中时，教师恭敬虔诚地传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这种计算方法是西奈山亲手所授。我们的学习仅仅是记住自己被要求做什么，并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重要。在二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数老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数学知识。但他也非常严厉，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学这些年中，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以及杂志而保持下来的。

    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作出解释。非常幸运的是，我进入了对于学习的时代来说非常好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我成了以恩里科，费米为宗师的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从撒布拉曼扬·昌得拉基卡的理论中领略到了数学的真正优雅迷人之处；我有幸可以与哈罗德·尤里讨论化学；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纳大学H·J·马勒的生物学徒弟；我跟G·P·柯伊伯学习行星天文学，他是当时唯一的全蚀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学习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信封背面的计算：一个可能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突然涌现在脑海里，你立即找出一个旧信封，用你的基础物理学知识，在信封上写下几个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数值，检验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不成功，你再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这样寻找错误，就像刀切奶油一样容易。

    在芝加哥大学我还非常幸运地修完了罗伯特·M·胡钦斯开设的一门普通教育课。他的课程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灿烂辉煌的织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难以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亚、吉本、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学者们。在一堂科学概论课上，他将托勒密关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学说讲得生动感人、引人入胜，使得一些学生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胡钦斯的课程中，老师的地位与他们的研究几乎毫无关系。与今天美国大学的标准不同，那时对老师的评价却是根据他们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是否具有向下一代传授知识和启发学生的能力。

    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使我得以填补上了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许多空白。许多以前非常神秘（不仅是在科学方面）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能够发现一些宇宙规律的人所享受到的荣幸。
    我一直对50年代的那些辅导我的教师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试图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也不是来自大学教授们，而是来自我那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那年就开始了。